小学教师资格

6083. 何老师班上的小龙,经常迟到、旷课、不完成作业,还欺负同学。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后,何老师决定到他家去一趟,向他父母“告状”。到小龙家后,何老师惊奇地发现他正在做家务。见到何老师,小龙吃了一惊,但还是喊了一声“老师好”后跑回房间里。同小龙父母交谈后,何老师了解到小龙家庭贫困,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疏于教导,让孩子养成了一些坏习惯。但这孩子在家还挺懂事,也能帮忙干活。于是,何老师把本来“告状”的话收了回来。第二天,何老师在班上表扬小龙懂礼貌,见到老师主动问好;表扬小龙在家能做家务,希望同学们能向小龙同学学习。接下来,何老师安排小龙负责班级卫生工作,并对他的尽职尽责及时予以表扬。没过多久,小龙在课堂上认真多了,同学关系也融洽了,还成了何老师的得力助手。 请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何老师的教育行为。
6084. 最近A中学的袁老师成为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从教三十余年,袁老师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谨慎稳妥。但在最近,袁老师却开始主动“革自己的命”,放着几十年的教学风格不用,非要用“鸡蛋里面挑骨头”。例如袁老师同时教授初一、高一学生,许多这种情况的老师往往会被校领导抱怨对待初中生太宽松对待高中生太严厉,大家也都听之任之,可袁老师几十岁的人却主动跑去听初中和高中老师上课,并请教他们指出自己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而对待调皮的学生,大家都是严厉批评,袁老师却去主动关心这些学生的家庭环境,反思自己的教学风格是不是不适应他们。这些都还不够,袁老师甚至向校长建议重新调整使用了几十年的课表,要求学校增设职业规划、心理健康等“闻所未闻”的课程。 袁老师的这些行为在这所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中学里无疑属于“特立独行”,受到各种批评,可是袁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四处宣传他的新课程理论。 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观的角度,评析袁老师的行为。
6085.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 “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 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 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一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问题 (1)与晚清作家相比,“五四”作家为什么能在学习西方小说叙事技巧上取得突破?请根据文章进行概括。 (2)作者从哪些方面展开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请根据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